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最直接的问题除了石油别无其他。在石油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沙特一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自3月以来，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从战略石油储备（SPR）中总计释放了约1.65亿桶石油，以缓和油价。与此同时，沙特试图通过抑制供应来支撑油价，最引人注目的是欧佩克+在10月初宣布的200万桶/日的减产，此举招致了美国白宫和国会的抨击。

然而，在这些相互矛盾的目的之下，这两个国家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共同点。一个月前，当油价跌至67-72美元/桶时，白宫宣布了一项补充SPR的计划。通过在市场上建立一个有效的看跌期权，美国的目的是鼓励国内生产商开采更多的石油。而欧佩克+在大幅减产的同时，也试图为油价建立底部，油价从6月份的120多美元/桶跌至会议召开时的85美元/桶左右。分析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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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美国方面接受的最低油价将在70美元/桶左右，沙特及欧佩克+国家接受的最低油价将在85美元左右。15美元的差价看起来是一个可以弥补的较小差距。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国家的走向截然不同：美国政客喜欢低油价，而沙特王储则依赖高油价。但其中也存在细微差别。如果油价跌得过低，作为拥有全球最大石油行业的美国也会受到影响。这可能为生产带来风险，同时也会招致该产业所在州的强烈反对。即使是沙特，尽管该国与美国的水力压裂行业竞争，也不应该想要摧毁这一行业：它们代表着抵御美国更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政策的堡垒。与此同时，尽管油价飙升时沙特赚得盆满钵满，但随之而来的通胀和波动性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促使消费国加大减少石油消费方面的努力。

由此看来，最理想的结果是油价处于一个得克萨斯州得以依赖、华盛顿可以容忍、利雅得可以接受的区间。在此基础上，沙特方面知道如果油价升至比如说100美元时，华盛顿方面会释放战略石油，但在油价跌至75美元时其将回购石油，这样的市场可能会促进两国关系更加稳定。

美国成为石油市场的积极管理者将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价格接受者，而战略石油储备（SPR）实际上一直被视为不流通的油，只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才会动用。然而，SPR是在价格管制的背景下设立的，由于价格管制的扭曲作用，实际上加剧了实物短缺。如今，在石油由市场定价的情况下，威胁到美国经济的与其说是油井枯竭的前景，不如说是当供需紧张时，这些油井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

目睹了俄乌冲突、能源供应暂停、油价飙升至120美元、欧佩克+无法或不愿填补供应缺口，然后嗤之以鼻地说SPR必须用于紧急情况，这是用一种狭隘得荒谬的方式定义紧急情况。花旗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Ed Morse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估计，今年截至10月，全球商业石油和运输中的原油库存增加了2.73亿桶，而战略石油库存（主要来自美国）增加了2.39亿桶。换句话说，通常被市场忽视的这种国有石油转移对交易员关注的商业石油库存提供了显著提振，从而缓解了恐慌情绪。

当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最近谴责美国的缓冲库存被用来“操纵市场”时，他似乎忽视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美国已从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转变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较小的）净出口国。此外，拜登的干预很可能帮助民主党人摆脱了中期选举的诅咒。

然而，同样地，美国也必须承认沙方面的合理担忧。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Karen Young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刊文中表示，沙特眼看着旧秩序的瓦解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加速，打算尽可能地利用其石油带来的力量和财富。它不仅需要资金来支付账单和实现经济多元化，还寻求利用其石油实力制定一种不那么受制于一个更遥远的超级大国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美国对欧佩克+选在中期选举前减产感到愤怒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沙特只是通过阻止石油收入下滑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存在巨大的挑战，以及两国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但美国或许应该支持利雅得改革经济的努力。同样，尽管美国总统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他们的政治资产只有有限的在任期间（还可能会因能源危机而缩短），而沙特王室掌权的时间实际上是开放的。在一个能让沙特平衡收支的油价区间达成合作而非相互抵触，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也延伸到一个似乎会带来不可调和分歧的问题：气候变化。影响深远的联邦气候立法的通过将推动美国进一步走向脱碳，这对沙特的经济模式构成了生死攸关的威胁。鉴于沙特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支持石油需求，与华盛顿合作以稳定油价可能从经济角度为管理转型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尽管两国对未来的看法不同，但两国都可以利用一个稳定的石油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