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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田意华就中了“大奖”——人生中第一辆汽车。
初八清晨,刚从湖南老家返回浙江永康上班的田意华接到电话,通知她中了“金券”,即价值59800元的汽车五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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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电话”!这是田意华的最初判断。为了防止被骗,她还找了弟弟陪同前去领券。她领到的是永康市今年推出的“五金券”中的“金券”,能购买指导价为59800的众泰T300汽车。2月1日,她火速提了新车,除去交税和购买保险,几乎没花多少钱。
永康是浙江金华代管的县级市,以“五金之都”闻名,中国80%的保温杯、70%的门和40%的电动工具都来自永康。这也吸引了云南、贵州、湖南等多个省份的务工人员,2022年,永康户籍人口62.1万人,登记外来流动人口54.95万人。
往年元宵节后,是复工、返工热潮的开始,但在袁永华看来,“今年比去年招工更难。”他是浙江永康一家户外箱包制品企业的副总经理,节后一直负责招聘工作。今年春节,尽管企业对留永过年的员工发放超50%薪水的激励措施,仍然挡不住员工返乡心切。“两三年没回家,加上去年行情不好,很多人感觉赚不到钱,今年可能就不出来了。”
用工荒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
今年是田意华在永康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她是湖南人,正月初六,她从湖南返回永康,相比往年,这个日子提前了不少。“工厂今年统一在初八开工。”田意华说,选在初六回永康,也是因为永康市推出的“五金券”活动要求,要在今年1月30日前留永、返永、来永工作。
田意华从“浙里金消”微信公众号了解到“五金券”活动,在公众号预约后,有可能获得随机派送的“五金券”。
“五金券”分5种,“金券”为价值59800元的电动汽车券,名额20个;“银券”为价值2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200元一张,共100张),名额为140个;“铜券”为价值1万元的无门槛消费券(200元一张,共50张),280个;“铁券”为价值2588元的电动自行车券一张,名额为560个;“锡券”为价值599元的炊具礼包,8000个。
活动只针对“新永康人”,即非永康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吸引返工和用工的意图明显。
永康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往年,“五金券”活动的门槛更为放开。以往的活动要求留永或返岗员工才能参与,需要交过社保或工伤保险,今年则取消了这一条件,新来永员工也能参与。此外,参与者也不限于工业企业,环卫工、服务业也可以。
“疫情三年,很多人回不了家,今年政策优化以后,很多务工者都回了老家一趟,因此给复工复产带来压力。”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五金券”活动是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传递永康人才招引求贤若渴的信号。
“五金券”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以往的返工活动多以消费券或现金形式发放,今年的“五金券”则源于永康“五金之都”的定位,从金券到锡券,包括汽车、电动自行车、炊具等永康本地特色行业。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往年的消费券使用有门槛,有满减活动才能使用消费券,今年则可以直接当现金使用。
“五金券”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提供了帮助,不过也有员工表示,参与感不够强。相比于50多万的务工人群,五金券的奖项名额仅过万,能幸运中奖的仍是小部分人。
田意华是五十分之一中最幸运的人。田意华和父亲都在浙江启承铝业有限公司工作,她在销售内勤岗位。启承铝业多年从事模具、汽配行业,其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两年新能源汽车订单增多,工厂订单也有所上升。春节后,由于不少员工返乡,目前还有几十号人没有到位。受制于缺工情况,与供应商协商后,2月份订单会相对压缩一些。
用工荒仍然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一方面,去年返乡人数远没有今年多;另一方面,工厂订单不稳定,真正复工复产的只有几家大企业,中小企业都还没上轨道。“去年很多厂子生意都不好做,很早就放假了,现在这个时候,员工都还没有信心。”袁永华判断,很多去年离开的员工,今年还在观望。
另一方面,当地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现在永康租房要六七百一间,工资五千,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
永康的务工人员多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如果没有云南贵州的劳务输出,(永康)很多厂可以关掉了。”袁永华说。近年来随着云贵等地区扶贫工作的进展,贫困人口减少,愿意跨省打工的人也少了。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去年少了20%
袁永华的工厂里,目前还有至少20%的人员缺口,尤为缺乏的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春节后,袁永华就泡在了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里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40名装配工、30名组架工,以及冲床工、包装工、清洁工等数十名一线员工。袁永华透露,目前装配工的底薪为5000元,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计件多的装配工,一个月薪水能多三分之一。
袁永华所在的企业从事户外用品、箱包等制作,企业成立十余年,70%外销海外,沃尔玛等均是企业大客户。企业也有自主品牌,产量占全厂的40%。工厂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老员工,主要负责箱包等产品。“箱包的工人做了十几年,对生产非常熟悉,缺人的主要是户外用品。”
最缺人的装配工岗位,是传统工厂都有的流水线,每天一条线能生产3000件产品。“资历久的装配工,订单多的时候,每月薪水能拿到1万多元,其他人也有七八千元。”袁永华说。
不过,技术工工资高,但责任也大,有绩效考核,赏罚分明。他曾在广东的企业做管理工作,相比以前,现在工厂的管理约束更少了。“现在扣钱没有以前多,上下班时间和请假批准也更宽松。”
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招到年轻人。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市场的情况来说,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起去年少了20%。“有的人可能去送外卖、快递了,相比工厂更自由,待遇可能也稍微高一点。”
年轻人更偏向打零工。即使是进工厂的年轻人,也常常做一个月就走了。
邱建生是永康市云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00后已经不愿意进厂。“现在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流失率太高,能达到50%-60%,年轻人不愿意长期待在工厂了。”
用他的话说,00后工人和70后、80后不同,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衬,只要手里有钱吃饭,“想辞职就辞了”。
在永康的不少企业,已经开启“生产智能化”的进程。永康以五金产业著称,这是劳动力密集产业,有较强的智能化需求。但对于附加值低、产量小的产品来说,智能化成本太高。“例如十多块钱的箱包,用机器生产不划算,很多企业不敢投入。”
袁永华透露,如果是远销欧美、利润高的产品,机器换人的收益也高,很多大型企业已经投入智能化。但对于中小企业,即使有政府补贴,也难以转型升级。“我们企业冲床岗位部分智能化了,但装配还没有智能化,不光投入大,而且可能还没有人工效率高。”
永康紧邻义乌,不少企业以外销为主。外贸企业生产季节分明,“一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接了外贸单才开始用工生产。”邱建云说,这也使外贸企业倾向于与劳务公司合作,有用工需求时才找劳务工,以减少成本。
面临转型困难的传统工厂可能难以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竞争。“经济本身不怎么好,很多企业都撑不住了,更不可能加工资。”在过去,中国制造业以物美价廉著称。“产品低端,没有自主品牌,利润低,唯一的盈利点就是人工便宜。” 邱建云说,而现在,这一点也在逐渐改变。
邱建云的劳务中介公司在去年亏损了10万元。“大多工人的介绍费是500元一个月,而招聘、税务和办公费用等成本,摊在每个人头上也要400多元。”邱建云说,去年用工需求不多,而成本相对固定,导致出现亏损。
邱建云曾在台资企业工作数年,当年招工时,入职三个月才和工人签劳动合同。“现在满一个月必须签劳动合同,三天以上必须结清工钱。”浙江省也逐步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最低按社平工资60%的基数为员工缴纳,但目前还未强制执行。邱建云说,一旦执行,他很难承担这部分开支,“减去成本后,剩下的钱不够交社保了。”
在他看来,曾经以世界工厂著称的中国传统中小制造企业,正在面临比预想中残酷的淘汰制。“没有高新技术,没有自主品牌,用工成本在增加,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