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4月8日文章，原题：西方能否跳出战争怪圈，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为全球和平努力？战争被强国提上议程时，麻烦就来了。是时候问一个问题：和平缔造者究竟在哪里？最近的一个范例是，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重启外交。中国完成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壮举，让两个长期敌对和不信任的地区强国达成协议，而这一成就是在北京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制定12点计划后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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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努力遭到很多欧美外交人士的敌意和怀疑。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将中国的努力称为“交易性外交，包含着真正的危险”。虽然和平斡旋对斡旋方有利，但笼统的批评和错误描述对全球外交无益，尤其是考虑到西方自身的失败记录，以及当前对新的外交角色和渠道的需求。

随着战争的鼓声越来越响，恐惧制造者的胆子越来越大，缔造和平的事业发生了什么？它已经被非常真实的战争产业所淹没。全球大多数可能造成大规模损害的行业都受到严格审查和监管。然而，标榜为“国防工业”的战争产业，却一直在公众监督之外运行。它潜伏在一个模糊地带，因为它已经与国家融合，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广泛的军工复合体。因此，它不仅没有被视为对我们社会的威胁，甚至还受到许多人的称赞。这是一个隐藏在“绝密”盾牌后面的特权企业。它还巧妙地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以促进其商业利益。简而言之，战争产业的利益相关者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全球力量，世界逐渐成为人质。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是时候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全球和平事业了。

这场危机凸显了一个紧迫的现实：美国和西方越来越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有人认为，西方被利益所俘虏，因此对和平没有兴趣。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出售军火和持续战争的前景是经济运行的主要贡献者（“9·11”之后，美国在战争上花费了8万亿美元）。

西方在利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上屡屡失败。相反，西方经常利用自封的“全球警察”角色，通过支配其他国家来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冷战结束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西方外交方式的断层变得明显起来。西方国家把这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来庆祝，然后沉迷于实现了“历史的终结”，注定要带领世界进入一个民主的乌托邦，同时保持由军事力量维持的经济主导地位。

这种做法的掌舵人是美国，其外交政策受到军工复合体经济利益的严重影响。自美国建国以来，其90%以上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就开始执着于改变俄罗斯。美国的战争业务与国家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将国家作为其主要客户，将公共资金输送给国防企业。西方对苏联的胜利让它陶醉于西方领导未来的憧憬。冷战时期“不惜一切代价的外交”的前提被冷战后“不惜一切代价的民主”的教条所取代，使得以“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责任”为幌子的军事行动合理化，但最终导致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破坏和混乱。

这一观点得到了小布什政府内部新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现任拜登政府也在效仿。小布什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开始了对中东和阿富汗的军国主义干预，而现在的新保守主义则肆无忌惮地讨论与中国的潜在战争，并进行一系列挑衅。这样的作为忽视了美国过去50年过度扩张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世界各地延续了暴力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对民主美德的过度简化和对其普遍性的信仰，让西方忘记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外交规范和原则普遍瓦解，以及新帝国主义思想强化。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深度削弱了西方在全球舞台上的信誉。

然而，西方似乎对全球大多数人呼吁和平的声音充耳不闻。这种强势的单边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方式，导致西方政治精英，甚至普通民众，对不幸的趋势充耳不闻。西方不再专注于搭建桥梁、寻找和平的共识，而是日益寻求盟友的支持，并谴责或妖魔化敌人。欧洲越来越屈从于美国，放弃外交手段，转而选择对抗。美国例外论造就了一些政治家，这种信条正蔓延到欧洲，这是一种真切的危险，扼杀了有关和平与多极世界的讨论。

不幸的是，西方和平缔造者在公共领域和政治圈的影响力很微弱。相反，咄咄逼人的言论才是其常见形象。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来自对后西方世界秩序的恐惧，而不是来自现实主义者寻求塑造一个权力公平分享的世界。

但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现在开始结交更多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还为时不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不应该表现得对中国的和平努力“过敏”。其他重要的参与者，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新加坡，也应该为这些新的和平努力贡献自己的分量和信誉。（作者钱德拉·奈尔，陈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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