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这里来，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意义在哪儿。”

即使已经坐上南下的飞机，当时的赵胜园也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和将要抵达的那个边境小镇发生怎样的“量子纠缠”，更不可能听到所谓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声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中国农科院联合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团队开展对新型昆虫雷达的极化校准。受访者供图

那是2019年1月3日，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赵胜园与师兄孙小旭一早从北京出发，先飞昆明，再飞普洱，接着是四个多小时的车程。直到夜幕低垂，他们才到达目的地——与越南和老挝两国接壤的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匆匆赶路的两个人，都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博士生。此行的任务，是根据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安排，在西南边境线上拓展迁飞害虫研究的监测点。彼时，世界性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已经“陈兵国门”，来势汹汹。

“由于我国特殊的季风气候，东亚季风长驱直入，地势西高东低，客观上为境外迁飞害虫的入侵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孔明告诉我们，草地贪夜蛾这个原产美洲的“超级害虫”于2016年入侵非洲后，他就预感到早晚会入侵中国。农业科研特别是病虫害防控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布控，才能及时拿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尽量减少和避免病虫害灾难性暴发。面对日益靠近国境线的草地贪夜蛾，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从2017年起就在海南永兴岛、云南澜沧县等地区设立迁飞害虫监测实验站，提前部署，枕戈待旦。

接到任务时，团队中刚上博士一年级的赵胜园正在准备研究课题——关于华北和东北地区金龟子类迁移行为研究。下飞机时，拖着二十多公斤重的研究器材，他隐隐察觉到变数：草地贪夜蛾研究可能取代原定课题，成为未来博士期间的研究内容。

仅仅过了8天，预感成真。江城县宝藏镇发现了国内第一例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生为害，标志着这种迁飞害虫入侵我国并开始定殖、扩散。为了把草地贪夜蛾等迁飞害虫的防治提到虫源关口，研究所当即决定在江城县的宝藏、整董两个乡镇筹建监测站点。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孙小旭去了瑞丽建点，赵胜园就这样变更了研究课题，留在了江城，从“临时协助”变成“长期驻点”，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催促着他满怀期待地扑在了站点的建设工作上。

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这座边境小镇不仅是他未来三年的研究基地，许多一生难忘的记忆，也将被写在这个他披星而来的地方。

纵身“孤岛”

在吴孔明的团队里，赵胜园属于参与云南边境迁飞害虫监测研究最早的一批学生，也是师弟师妹眼中的“大师兄”。

从2013年上本科开始，他的研究方向一直与植物保护和害虫防治相关，前后在山东长岛、海南永兴岛驻地开展监测研究。为了追逐昆虫迁飞的轨迹，赵胜园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待了一年又一年，江城无疑是他的下一座“孤岛”。

在江城县植保站，一座石碑刻着“中国植保南大门”。这里紧挨中南半岛热带地区的终年虫窝，昆虫随季风北迁，由西南向东北在我国形成了迁飞场，而江城，正处于中南半岛地区迁飞害虫入境我国的关键通道上。

第一次进宝藏，天下大雨。只有一条土路能进去，刚打了地基，连石子都没铺。赵胜园与植保站的工作人员坐着越野车，前头一辆拉着数吨木材的货车陷到泥里，半天没救援出来。原本从县城到镇上几十分钟的路程，他们只好绕道走了4个小时。

初到宝藏，赵胜园在镇里的农业服务中心借用了一间农药残留检测实验室，五六平方米的地方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冰柜，实在难以满足实验需求；又转了两天，找到一个倒闭的KTV，大小和位置都合适，还有厨房、厕所，就租了过来。他把音响和电视拆了，改造了电路，又雇了几个工人，把重达几百斤的雷达扛上楼顶，一个两层高、七八间房的简易监测研究站就算建成了。

直到今天，一批又一批师弟师妹驻站宝藏，最多的时候，同时有14名博士和硕士，承担着包括草地贪夜蛾在内十余种重大害虫跨区迁飞规律与监测预警技术研究的任务。宝藏站点仿佛一把利器，插在了迁飞害虫入境的咽喉要道上。

“赵师兄前期把基础工作都做到位了，我们今天才能在这里把实验做好，宝藏站点才能够接收更多的学生。”中国农科院植保所2020级博士苍薪竹说，“师兄真的很能拼。”

整个2019年，赵胜园独守“孤岛”，完成了田间调查、农药筛选、庇护所设置等一系列基础工作。每天从早上睁开眼，赵胜园就要在试验田和实验室之间跑来跑去，开灯捕虫、分拣虫子、分析数据，忙个不停。一早到田里察看头天晚上捕获的虫子，找当地农民调查防虫的情况，下午分拣虫子，晚上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虫子迁飞的规律。赵胜园说，只有掌握了这个规律，在害虫迁飞的沿途就可以调整玉米播种期，错开虫害高发期，还可以做到尽早精准用药，减少药量，降低防治成本。

正当课题研究渐入佳境，生活却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和交往已有五年的女友在此时走到了尽头。随着异地相处时间的推移，俩人通话逐渐减少，从最初每周七八次到后来的两三次，再到最后的静默。

那段时间，他最怕晚上。白天还能和别人说说话、开开玩笑，忙起来也就顾不上想。但晚上一回屋，整个人立马就“垮了”。滇南边境的夜晚静谧如水，赵胜园躺在床上，被回忆拉垮，太阳一出来，又不得不被紧张的研究任务“扯”起来。

驻站近三年，赵胜园一共回了两次山东老家。第二次回去赶上春节，在酒桌上，平时报喜不报忧的他抱着妈妈哭了起来，“好像把这几年的委屈都倒出来了。”

“封闭的环境下，人都会产生一些精神问题，确实挺不容易。”吴孔明说，作为导师，他经常会给站点的学生打打电话，聊聊天，除了指导科研，也帮他们排解一些“人生困惑”。

“在那边没有人说话，有时候甚至自己跟自己说两句，像发癔症。”赵胜园说。后来，他买了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陪伴他度过那些独处的时光。

杀猪菜没少吃

熬到年底，赵胜园终于结束了“孤军作战”，宝藏站点迎来了第二个驻站学生刘大众。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信息技术专业的他身负另一个重任——建立迁飞害虫监测预警雷达系统。

吴孔明告诉我们，目前监测迁飞害虫，雷达是一个最有效的手段。由于传统雷达识别不到昆虫种类，2017年团队就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研发出的最新一代监测雷达，能够在虫子飞过的瞬间，收集到它的体重、体宽、体长以及翅膀振动频率等重要信息，为研究人员提供判断依据。“目前，全国已有25个昆虫雷达，分布在迁飞害虫迁徙的路径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监测网。”

刘大众读研时主攻遥感方向。因为“痛恨”无节制的加班，在大公司实习一年之后，他选择了读博。当时的导师把他推荐给了吴孔明，听说他是学遥感的，吴孔明就让他尝试转到害虫防治与雷达遥感的交叉学科。

“现在吴老师招收大众这样的学生，就是要把害虫防治与信息技术这两个方面做结合。”赵胜园说，未来的监测预警体系一定是朝着信息化智慧化的趋势发展，生物学、信息技术等学科之间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以后我们的防治策略，就是由雷达、高空灯和一系列数据处理平台组成，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体系。”赵胜园解释道，“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可以预测什么样的虫子、发生量多少、发生区域在哪儿、迁飞轨迹怎么走，包括未来几天可能会到哪儿、影响哪些作物、危险系数大概是多少，根据这些监测信息最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防控。”

虽然目标很理想，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往往不愿意选择往农口上转。“因为毕竟就业方向和收入差距较大，事业前景也有差别。”赵胜园说，“从个人角度出发，有这样的顾虑也很正常。”

“我倒没有考虑这么多，当时主要是不想加班了。”刘大众笑着说，可来到站点，发现“加班”比以前更多了。以前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就觉得很累，现在随便一熬就到凌晨了。说到这里，刘大众停下来想了想说：“但是动机不一样，以前是被动地干，现在都是自己催着自己干，因为太想出成果了。”

尽管2019年是艰苦“创业”和生活“低谷”相交织的一年，但对于赵胜园来说，还是有不少事情让他倍感慰藉。

那年5月，央视记者到江城报道监测点的工作，采访了一位农民大姐，她不太会说普通话，很紧张地问赵胜园说些什么好，“我当时说，你就实实在在说就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结果，大姐操着磕磕巴巴的普通话，竟然说出了一番令赵胜园既想不到又很感动的话。“她说，当时虫子来了，但大家伙都不怕，因为有农科院的学生做技术辅导，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大概是这个意思。”赵胜园说，“当时给我感动的，眼泪就在眼睛里边打转，感觉值了。”

大姐说的虫子就是草地贪夜蛾。对于它，赵胜园再了解不过：吃得多、飞得快、繁殖强，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在田间达到高虫口密度可能造成绝产，中等密度下平均收成损失约20%-30%，有“全球粮食杀手”之称。更严重的是，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地原有的昆虫生态结构，“从造成的危害来说，传统害虫与草地贪夜蛾不是一个量级的。”

草地贪夜蛾刚入境时，当地农民根本不知道怎么防治。“同一种药打了六七遍，虫子还是活蹦乱跳。把地里的苗啃光了的情况都有，打药打得苗都发黄了也不好使。”赵胜园说，“以前，农民习惯于一看见虫子就打药，总觉得多打几遍虫子就死了。他们不理解抗药性的问题，对一些绿色防治手段也不了解。”他当即着手在田间进行农药筛选试验，结合试验结果，给大家推荐了几个高效又低成本的单剂，还有一些食诱剂和性诱剂在内的生物防治办法，在田间示范里一并教会他们。

那时，附近的农民一遇到虫子就会来到站点，时常六七点钟就来敲门。口口相传，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宝藏有个赵博士，遇到害虫就找他。时间长了，附近谁家有席面都会请他过去。“反正杀猪菜是没少吃，有时候一天吃好几顿。”时隔几年，说起这些事儿，赵胜园还是颇有成就感。

你的黏虫，我的玉米螟

今天的宝藏站点，依然是那个简易的二层小楼，但基础设施和布置细节上，相比初创阶段已经好了很多：二楼的玉米虫害实验室里，大小冰柜冷冻着不同种类的昆虫标本，置物架上堆满了耗材用具；一层的养虫室，颜色和形态各异的虫子被养在饭盒大小的塑料容器里，中间一张大桌上摆放着实验用具，学生们平时就在这里做分虫、解剖。只是在那个最大的工作间里，花里胡哨的壁纸和墙上废弃的音响，还能看出些许KTV的影子。

实验楼旁边，100多亩的玉米试验田已经被翻整得松软整齐，因为最近天气旱，玉米出苗还得再等几天。“去年这个时候是特别涝，两个月时间，晴天加起来也没有一周，田里边都倒灌了。”在赵胜园之后来到宝藏的苍薪竹带着我们转了一圈，感叹道：“这边农民种地是真的不容易。”

站点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成长环境大相径庭，但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第一次尝试干农活，第一次看见老鼠、蜥蜴吓得跳脚，还有令人头疼的山路。“最开始外出做调查，在盘山路上颠簸几个小时，一个车上总得晃吐两三个。”苍薪竹说。

作为站点目前年级最高的“大师姐”，苍薪竹性格直率开朗，一向遇事就爱往前冲。能让她害怕犯怵的事情很少，但修灯是其中一件。

今年3月，她在朋友圈发了两张照片并配文：爱需不需要勇气不知道，把手伸进去修灯真是需要勇气！配图是灯箱里密密麻麻的活虫和铺满一地的昆虫尸体。

苍薪竹的研究方向是高空灯联合雷达防治，经常需要在田间放灯诱捕虫子，收集试验数据。刚好那几天连下了几场雨，雨水冲进来的虫子尸体把灯堵住了，身材娇小的她不得不蹬着箱子把虫子从里边掏出来。“那个触感和那股味道到现在也忘不了。”

在站点，虫子往往让学生们又爱又恨。研二的李海涛研究的虫类是玉米螟，刚开始分虫，发现脖子上起了一大片红疹很痒，一不留神，虫子顺着衣服爬进去，马上就起水泡和荨麻疹。“像这种鳞翅目的昆虫，麟毛漂浮在空气中就有可能引起过敏。”他说，刚来站点的每个人基本都过敏了一遍。

然而一段时间后，很多人逐渐对虫子“看顺眼”了。有一次，学生们在田间发现一种没见过的虫子，抓起来一摸，发现是烫的。在极度好奇之下，他们把虫子带回了实验室，上网一查，原来叫气步甲。“它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自燃火箭，身体自带过氧化物，遇到危险就自己点火，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李海涛说。

在这些“90后”“00后”看来，与虫相伴的时间是辛苦的，也是有趣的。在忙碌的实验室里，经常会出现各种自创“爱称”，“我的黏虫怎么跑到这里了”“你的玉米螟咬到我了”……“其实虫子这种东西很有趣，越研究越会发现它真的是很聪明。”同是研二的张政豪研究的是黏虫，“我们有一次把蛹打开，发现里边其实就是一滩液体，但过了7天，竟然能变成蛾子。你说，这种东西是不是很神奇。”

时间长了，年轻人免不了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因为交通不便，“进城”一趟实在太麻烦，很多时候都是“想想就算了”。去年电影《银河护卫队》上映，大家嘴上约着一起去县城里看，最后电影下线也没去成。甚至生病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医院，有几个牙疼的也都“忍着”。

“最焦急的时候就是家里人有急事回不去。”苍薪竹说，之前有个男生，父亲突然病重，接到电话时人已经进ICU了。虽然最后辗转回到家，“但是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真的是痛苦又无助。”

一次，张政豪和一个老同学聊天，同学问他现在忙什么呢，一时间，他竟有点不知怎么说，就好像心里有一百种感受，却找不到一个词来准确表达，“我总不能直接说我们在这儿抓虫子，还得解释半天。”而这种难以被理解的感觉，驻站的每个人几乎都曾有过。

看见“自找苦吃”的意义

当年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苍薪竹以为植保是“珍稀植物保护”的意思，怀着“昆虫学家”的理想踏进了这个专业的大门。“刚开始其实是有点失落的，感觉跟自己想的太不一样。”她说，之前有个同级的学生，刚进入专业学习就打了退堂鼓，后来转到别的方向去了。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接触到一线。不到这里来，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意义在哪儿。”她说，“来了站点以后，才真地感觉自己的专业有用。”

作为过来人，吴孔明了解学生的想法。“报考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讲，我们的工作就是围绕国家生物安全的重大需求，农业科研人员的成长没有捷径，要解决农业的问题，就必须到关键产区去，到大山和孤岛里去扎根土壤。”他说，“好在站点的学生大多数都坚持下来了。”

除了宝藏站点，研究所在整董镇筹建的实验站今年也开始投入应用。赵胜园和刘大众都参与了新站点的设计规划，“包括实验室、养虫室的布置，还有大棚的设计，包括我们自己的宿舍……就想把它做成一个更加现代化、专业化的实验站。”而等到真正建设完成的时候，他们俩已经毕业离开一段时间了。

离开宝藏以后，赵胜园完成了博士论文《滇南草地贪夜蛾的迁移活动、种群发生与关键控制措施》，获得了评审专家这样的评价：“丰富了草地贪夜蛾发生的生态学机制，为高效控制草地贪夜蛾的北迁源头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研究草地贪夜蛾的监测预警和阻截防控提供了重要方法和有用数据。”刘大众的成果则是开发了单一种类害虫迁飞行为的雷达精准解析技术，建立了害虫飞行参数定量模型研究方法。

最近，赵胜园很想再回去一趟，“看看这两年有什么新的发展，包括现在师弟师妹们的研究是围绕哪些东西在做，还有新的实验站建成什么样了，也想去亲身体验体验。”

对于苍薪竹来说，告别的日子也屈指可数。明年这个时候，她就要完成博士学业，结束边境追虫的日子。她说，“肯定会很怀念。”

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苍薪竹总觉得大城市对于她来说没什么吸引力，甚至“一进城就头疼”，特别是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穿梭在身旁，总会感到些许茫然和紧张。边境站点的生活给了她全新的人生体验，“感觉自己就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感知力特别强。就算科研压力再大，出去转一圈，看看山看看水，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她说，在这里唯一的焦虑，就是担心因为各种状况实验做不出来。比如养的虫子死了、下雨天堵灯了、虫子被附近的人拿走吃了……但是，每天花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又让她感觉很充实。

虽然每个人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不同，但在站点里，需要互相协调、补位的地方很多，经常是“你的试验里有我做的设备，我的报告里也有你画的图”。“以后的科研趋势也是这样的，没有协调和协作，自己一个人再强也不行。”赵胜园说。

从入侵至今五年间，草地贪夜蛾每年都会从南方周年繁殖区向北迁飞，但相应的防控措施每年也都会及时响应启动，把它的危害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没有让它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每次看到类似新闻的人，也许没有几个知道背后这些“追虫人”的“存在”，但这正是他们一批一批接续坚守在边境的意义所在。

对于驻站的师弟师妹来说，有大师姐在，集体的气氛就在。相比于同窗情谊，这里的同学之间更贴近于一种”战友情”。完成科研任务之余，苍薪竹乐于组织集体活动，打羽毛球、乒乓球，在回不了家的春节期间，带着大家包饺子，“我觉得艰苦条件下能培育出好的东西，比如坚忍和顽强，也包括同学间的这种真感情。”

驻站边境两年多，这段经历对赵胜园的意义是什么，可能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感觉在宝藏的时候，人是踏实的，出来这两年反倒有些自我内耗。”如今已经成为博士后的他，一个月后就要奔赴下一个位于浙江的实验站点，把在江城的研究应用到新的项目上，“把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的成果能够落到更广大的土地上。”

带着从宝藏挖出的“宝藏”，面对人生下一站，他仍然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