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在日本东京站穿行。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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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政府宣布了新一轮鼓励家庭搬离东京地区的对策。据报道，日本政府将在2023财年对搬离首都圈的家庭加大补贴力度。除每个移居家庭可继续获得最高300万日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基础财政补助外，育有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或子女已满18岁但未高中毕业的家庭，还将享受每名未成年人100万日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的移居补助。如此高额的补贴显示了日本政府想要根治“大都市病”的强烈愿望。
东京的“病”影响整个日本
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集中了日本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在全力寻求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等“大都市病”，以缓解少子老龄化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问题最突出的国家之一，“大都市病”日益凸显并已经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地步。一是“生态失衡”严重。根据日本总务省官网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人口为1.23亿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62万人，连续13年出现人口下降。日本65岁以上老人超过3500万，约占总人口的28%；首都圈比大阪圈和名古屋圈人口数量总和还要多，地方则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二是人口过密带来隐患。首都圈目前正在面临大规模拥堵、城市管理效率低下和资源短缺等隐忧，其中最大的隐患是人口过密，如果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生命财产损失将无法估量。三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乡镇青年前往大城市寻找发展机遇，人口外流使乡镇村落空洞化、边缘化及高龄化加剧。
“日本创生会议”人口减少问题讨论分科会曾警告称，如果地方人口持续流失，那么到2040年日本可能会有近900个市町区村“消失”。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年轻女性从地方流向城市尤其是东京周边地区，一些地方城市的年轻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很多人找不到结婚对象，并由此导致未婚率上升、少子化和人口减少。不少地方政府对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少子老龄化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劳动力下降会导致人口红利削减，税收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日益加重，从而造成社会经济活力的下降。对于都市圈之外的地方城镇来说，这些压力更是被放大了。有报道指出，全日本约有四分之一的县出现“人少房多”的现象，山梨县、和歌山县、长野县等地区的住房过剩率在20%以上。住房过剩导致当地地价下降，对地方经济的直接影响令人担忧。
多项措施纠正“一极化”
日本政府高额的补贴对象是在东京都23区居住的人，或是居住在首都圈（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但在东京都23区上班的人。报道称，申请补贴的家庭必须自愿在移居地工作和生活5年以上，并且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一是移居后到当地的中小企业就业；二是以远程办公方式继续从事移居之前的工作；三是在移居地区创业。此外还有更多其他优惠，比如从东京搬家的税收优惠、子女教育补贴、就业创业优惠、远程办公设备模型系统优惠等。目前约有1300个地方行政区域，相当于全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八成参与了这项人口迁移项目。
有评论指出，高额补贴对策是2019年日本“地方创生移居支援项目”的部分延续和升级，目标是为了支持育儿家庭从人口稠密的都市圈移居到人口不断减少的地方城镇，从而平衡首都圈与地方的人口。官方数据显示，2021财年，有2381人通过该项目离开首都圈并获得补助。
所谓“地方创生”，是安倍政府时期为纠正东京过度一极化、阻止地方人口持续减少、提升全日本经济活力而制定的国家战略和配套政策措施，也被称为“地方安倍经济学”。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后，曾在内阁设立地方创生大臣一职，并大举推进地方振兴战略。
2019年，日本政府向地方投入了超过1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的援助资金，呼吁地方城镇招募专家、聘请年轻族群以增加地方的“魅力值”。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各地采取了多种尝试，包括引进企业与人才、发展特色产业等。
近两年来，日本还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推动企业将总部从东京迁往地方，便于地方留住人才。如为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提供纳税优惠，还通过区域振兴远程办公交付基金政策为企业提供补助金。为缩小城乡差距，日本还实施了“故乡税”措施，民众可对自己所选的地方自治体捐税，帮助地方振兴产业、发展教育等。
实施效果褒贬不一
随着日本地方城镇人口外流、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日本政府希望更多家庭能够从首都圈移居到其他城市。有数据显示，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为迁出首都圈的家庭提供补贴，参与该计划的家庭已经从2019年的71个增加至2021年的1184个。
有分析指出，通过创建地方特色产业，既可以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创造财富，又增加了就业机会，能够有效减少本地青年人口外流。以日本少子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秋田县为例，该县大馆市将废弃的学校改建成火腿工厂，带动了当地养猪、饲料等产业的发展，并创建了生火腿品牌销往东京。大馆市政府还考虑将火腿工厂开发成旅游项目，形成地区产业链。
随着居家办公的普及，在大都市工作更有成就感的“固化模式”开始被打破。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很多公司员工更倾向于居家办公，并乐于住在地方城镇。地方的自然环境更美，可以随时梳理、转换心境。最重要的是，员工可以自行调整碎片化时间，用来照顾老人孩子、做家务、休闲娱乐等。不少企业员工认为，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互联网时代，基本上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上网畅通，消除数字鸿沟，工作和生活一样会变得便捷和舒适。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调查，选择移居到地方的受访者中有40%的人移居原因是“育儿环境良好”，16%的人是因为“就业”移居，12%的人选择“城市企业员工远程办公”移居。在熟悉移居问题的关西大学教授松下庆太看来，吸引在职家庭移居地方，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是关键。
有评论认为，日本政府单纯提高补贴金额并不能完全解决人口过于集中在首都圈的问题。东京是日本的核心经济圈，这里集中了日本的知名企业，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坐拥日本顶尖的教育资源。此外，更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医疗资源。仅仅从经济上进行补贴就让人搬离，恐怕有些难度。哪怕是在东京蜗居、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也很少有人会轻易选择离开。
东京的最低时薪为1013日元。如果按照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工作22天计算，人均约100万日元的补助仅相当于半年的工资，这只对低收入的家庭有吸引力。大部分日本上班族的年薪都在300万到600万日元之间（约合14.9万元人民币到29.8万元人民币之间），简单一算就不划算。因此也有分析指出，日本政府的政策只是鼓励低收入家庭搬离东京。（驻东京记者 马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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